红都两位名经理

上世纪50年代以来，新中国四代国家领导人的很多服装都是由红都来量身定做，中山装是很多领导的最爱。在上世纪80年代前，普通百姓是没有机会穿上红都服装的，因为在这之前，这家企业是专门为国家领导人和外交人员服务的。这种不对外营业的“习惯”，一直延续到1984年。之前，来红都制装需要持省部级以上的介绍信。在那个时期，“红都”品牌是身份以至地位的象征，这缘于他们的“尊贵”。

为了让国家领导人穿得更大方庄，早在1956年，中央办公厅决定，从上海把一些“红帮”裁缝调运到北京，专门为国家领导人和外事人员做服装。

“红帮”裁缝清末起源于宁波，因为善做西服和中山装，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盛于上海。

为此，上海的“波纬”、“金泰”、“蓝天”、“雷蒙”、“鸿霞”、“造寸”、“万国”等7家“红帮”裁缝店奉命进京，和中央办公厅特别会计室服装加工部合并组成了北京市友联时装厂，专门为领导人做服装。

后来，北京市友联时装厂更名为北京市人民服装厂。再后来，为了促进国际友谊，又更名为“红都”，作为门店招牌和服装商标使用。

1984年，红都开始对大众服务，从中南海走向了大众。因为做工精益求精、选料庄重大方、服装量体制作、经营服务至上的工艺和经营特点，很快被普通民众接受。

同年，中国凭布票买布的历史结束，北京市第一商业局发的各款布票被陈入了博物馆。

上世纪70年代，中国实行计划经济，衣食住行很多都是计划着进行。例如，买粮需要粮票，买布需要持国家发的布票。统购统筹，是那个时代的特点。

1978年，中国开始探索着，前行在改革开放的道路上，市场化道路渐进清晰。1984年，以布票停止流通为特点的计划经济，开始慢慢被淡化，退出历史舞台。红都自此开始走出“神坛”，这也标志着这家企业一个新时代的开始——为普通百姓服务。

虽然中国市场化大潮不断推进，但红都国有的性质，至今没有改变。1993年，为了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，红都先后通过与北京市纺织品公司、北京市劳动保护公司、北京市华表时装公司等合并组成了北京红都集团公司。

旗下的北京市红都时装公司下设红都服装店、国华红都分店、蓝天时装店、造寸时装店。“红都”、“造寸”、“蓝天”、“华表”、“双顺”五个服装品牌均归属红都集团公司所有。

丁奎英老人说，他亲眼目睹了红都从一个小厂成长为上千名员工的集团公司，这是来之不易的成绩。“一把剪刀开创了红都西服高贵典雅的风格，一根针线成就了红都品牌在市场竞争中的地位”。

如今，红都开始走市场化和多元化路线。顾明天说，红都现在是北京唯一的国有性质的制衣企业，下一步会考虑企业股份制改造和加强企业的管理。

这家坐落在北京东交民巷的老国企，像这条巷子一样静静地见证着中国的变迁。

两位名经理 

如果要勒石记功，首先要记述的应当是2位著名经理，他们都是从红帮策源地走出来的，都是红帮老师傅中的高手，皆因作品的优异而享誉于海内外；又都是进京的带头人；在京期间，都立下过许多奇功，都有许多制装佳话广泛流传。

余元芳 首任经理，余元芳师傅是奉化白杜泰桥村人。小学毕业后去上海王升泰西服店当学徒，由于战火烧到上海，中途曾两次回乡避难，1941年满师后，凭真工夫考入南京路的红帮名店工作，他以过人的才智赢得同行的钦佩。抗日战争胜利后，余元芳独自创业，美誉远播，曾去香港寻求发展机会。1944年2月，其兄长鹤在上海百老汇大厦（今上海大厦）一楼开办的波纬西服店，主要承接各国驻沪领事馆、各国其他驻沪机构的制装业务。同年6月，应兄长之聘，余元芳至“波纬”工作。曾为上海市陈毅、市委书记刘晓、华东局的领导人谭震林、魏文伯、陈丕显、谷牧等人制装，为解放后的上海服装形象亮丽转身屡屡立功。美名传至北京，以至有了“小尼改衣”的故事。

“波纬”进京之初被安排在北京前门饭店营业，翌年迁至驻华外交官员聚集的东交民巷与迁京的万国时装店联合，余元芳出任经理。余元芳由此迈进了创业的黄金发展阶段。余元芳知道，周总理是代表新中国出现在国内外许多重要的场合的，他的服饰形象往往成为新中国的服装形象，所以余元芳不但综合运用了他所掌握的红帮的最高技艺，而且根据周总理的工作地位、仪表、气质、个性和爱好，精心设计，大胆创新，倾尽心力为其制装，因之，其作品往往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应，影响极为深远。特别是20世纪50年代周总理出席著名的“万隆会议”、“日内瓦会议”，更可以说是新中国服装的两次大亮相。

1973年9月，余元芳出任新建的“红都时装公司”经理，老当益壮，一直干到退休。像许多红帮老师傅一样，余元芳虽退休，实际上是退而不休的。1980年，外交部下属的一个为外交人员服务的部门组建了一个服装加工部，余元芳又成为首先被邀请的高级技师。20世纪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，余元芳的故乡奉化服装工业异军蜂起，余元芳等红帮老师傅自然又成为各服装厂恭聘的首选对象。“罗蒙”、“金海乐”等服装厂的领导者，都先后进京到左家庄新源里余元芳家中拜访，聘请他担任他们的顾问，为家乡的服装业腾飞出力，这自然是余元芳极乐意做的事情，于是，他热忱地为他们建言献策，多次到各厂具体指导，常常亲自动手示范，毫无保留地传授技艺，培养新技术人才。1998年3月，奉化市服装商会成立，余元芳又热情应邀出席成立大会，并欣然接受顾问之聘。

“革命人永远是年青，他好比大松树冬夏长青……”把这两句经典歌词送给余元芳老师傅，不是非常合适吗？

王庭淼 第二任经理，1922年1月出生于宁波鄞州甲村。7岁时父母相继去世，11岁他就在村里拜师学裁缝，13岁已能独立缝制传统中式服装，15岁时跟随同乡到上海南京路描身服装公司学习现代服装缝制，一年后到著名西服店享达生服装店打工，20岁已熟练掌握了西服的量体、设计、裁剪、缝纫、整烫等全部技艺，并且能灵活运用。接着便独自闯天下，曾到南京3家西服店工作，悉心积累经验，琢磨新工艺。1946年返回上海，到著名海派西服名师楼景康的红帮名店雷蒙西服店工作。1956年春到上海服装公司第一服装厂工作，以制作中山装和新式现代服装人民装为主。不久，便成为上海进京服装技师的首选人物之一。为此，王庭淼开始了非同寻常的制装生涯。

由于各方面条件都很合适，3个月后，他进入中南海中央办公室下属的服装加工部工作。1956年，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胜利召开。组织上决定王庭淼和红帮传人田阿桐师傅为主席制装。作为红帮老技师，接到这样一项制装任务，感到十分光荣，但也深深意识到这项任务的重要意义。于是王庭淼十分严肃认真加以构思、研讨，根据主席是新中国的伟大缔造者、全国人民敬爱的伟大领袖，根据毛主席的特有丰采、气质以及身材和个人爱好，进行精心设计。他们以中山装为基础，重新进行谋构，特别是领子、前襟、前襟下边的两个衣袋都作了创新设计，力求为创造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新的服饰形象而作出贡献。于是，一套新颖独特的银灰色的中山装诞生了！主席很喜欢这套衣服，从此，凡出席重大活动、重要会议、重要庆典、接见会见外宾，主席都穿这款衣服。后来，高悬在天安门城楼上的主席画像中的服装，也是画家依据这套特制中山装绘制的，影响极其深远。国外，还为这套服装单独命名，称为“毛式服装”，很多国家的**人士都进行仿制。著名服装设计大师比尔·卡丹也认同这一命名。

1976年9月9日主席逝世，中央又把为主席缝制最后一套服装的庄严任务交给了“红都”，王庭淼他们怀着无限深情地完成了任务。现在，广大人民群众到主席纪念堂瞻仰毛主席遗容时，都会注意到这套银灰色的服装。

在王庭淼任“红都”经理期间，“红都”的工作思路十分开阔，除了为中央领导和各部门同志制作中山装系列的服装以外，同时，热忱为来华的外国元首和领导人制装，为西哈努克亲王及其家人制装较多，他们之间建立了深厚友谊，亲王的生日、节日宴，常常邀请王庭淼等人赴宴。

除了日常工作之外，王庭淼也继承了红帮人重视科研、培养新人的工作。在他带领下，先后编写了《男裤标样试定试行规范》、《西服缝制要诀》等著述，结合基本原理、自己的经验和新的规范，编写职工学习和培训教材，使“红都”始终能紧跟时代步伐，不断提升综合水平。应该说，这位红帮老师傅把自己所有的精力都贡献给了“红都”。因之，1959年他被评为先进工作者、出席了北京市的“群英大会”，同年，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

1986年，王庭淼退休，但他晚年尽可能多做一些自己力所能及的工作，特别是技术上，尽最大努力，为下一辈留下一些有用的东西，他几乎像没有退休时一样，每天骑着他那辆“老年”自行车，从王府井大街北边家中（原中央办公厅宿舍）出发，稳稳当当地到东交民巷公司门前下车，在办公室、在车间、在门市部出点子，作示范，做指导，有时也应顾客要求，为他们量体裁衣。

王庭淼把自己的一切都献给了党和祖国。1996年5月他因病去世。子女在整理遗物时，有如下发现：为毛主席做最后一套衣服时他留下的零头面料和衬里的零头面料。也许，他还准备再为毛主席制装呢！还有一本小学生用的练习薄，里面密密麻麻地记录着为领导同志制装的各种数据、资料；还有西哈努克亲王赠送的围巾，唐闻生从日本带回来赠送给他的剪刀、吴作人亲笔绘赠他的雄鹰图等等，还有一只他自己制作的钱包，里边“大团结”一张——人民币10元。

这就是“红都”名经理王庭淼的素描像。